我国非煤矿山标准现状与分析

对1975—2007年间发布的775项非煤矿山标准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非煤矿山标准的制修订、批准发布属于不同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不同的部门;非煤矿山标准属于有色金属、黑色冶金、建筑材料、核工业、化工、轻工、石油、天然气、机械、汽车等行业领域。在775项标准中,推荐性标准有611项,占78.8%,推荐性标准比例高于强制性标准比例;2007—2002年、2001—1997年、1996—1992年、1991—1987年、1986—1982年、1981—1975年间发布的标准分别为218项、190项、270项、76项、12项、9项,发布时间在5年以上的标准占71.9%,平均发布时间为9.6年,我国非煤矿山标准老化、修订周期长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应加强非煤矿山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浅谈环境数字化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建立与应用

简述了数字化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意义和作用。提出建立数字化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的基本要求,指出数字化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具有规范行政权力、保护公民环境权、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价值;在我国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已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观念基础、法律基础及司法基础.据此,应当着眼于现实国情,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同时,从拓宽原告资格、设定复议前置程序、引入禁令判决、以及设定律师强制代理等几方面着手细化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     

行政中心驻地对县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

使用GI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的缓冲区法、空间叠置分析法以及景观格局分析法,分析不同等级的行政中心驻地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是丰县的景观基质,聚落（城乡建设用地）景观是丰县主要的景观类型。与行政中心的距离越近,人为景观的面积比重就越高,大于各景观类型的现状比重,表现出较强烈的空间吸引特性;相反,自然景观所占比重远远低于现状比重,反映出较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2）与镇政府的距离变大,土地利用景观的破碎程度、聚集程度、斑块形状的规则程度均先减弱后增强;与县政府驻地的距离变大,景观的破碎程度呈现“减弱-增强-稳定”模式,景观形状的复杂程度变大,聚集程度先减弱后稳定,景观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受两等级行政中心驻地距离的影响程度均较小。（3）镇级、县级行政中心分别在1 500 m、3 000 m范围内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影响程度大     

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中违法主体的认定

通过对几起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中违法主体认定的案例分析，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济行为日趋复杂，企业环境管理模式日渐多样化，对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中违法主体的认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对“限期治理”的法律探讨

论证限期治理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探讨限期治理及其行政处罚的主体适格问题，通过对相关法律规范的剖析和质疑，澄清多种模糊认识，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社会发展的软件建设

本文认为社会发展的软件建设,首先要研究制定社会发展的战略与规划,并把握战略的全局谋划和規划的总体安排;其次是以人为主体,将提高人的素质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来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再者以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协调共存,逐步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最后是探索管理模式,保证社会持续发展。     

重庆市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资源整合运行实践

在国家煤炭工业管理体制和全国煤矿安全监察垂直管理体制下,重庆市根据特殊市情和煤炭行业管理、煤矿安全生产实际,对煤炭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完善,探索整合煤炭行政资源、优化监察监管机制。2009年设立了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并实行与垂直管理的市煤矿安全监管局合署办公运行的新机制,通过实践,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结合重庆市煤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就推进和完善国家煤炭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提出了改革建议。     

基于生命价值理论的职工伤害赔偿办法探讨

通过分析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与职业健康的关系,发现职业伤害赔偿存在一系列问题,证实进一步对职业伤害赔偿问题进行探讨是必要的。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风险交易理论和国内人力资本理论,参考以人力资本法为中心的生命价值理论,提出职工生命价值理论及职工生命价值曲线。然后根据职工生命价值理论,建立了涵盖职业劳动价值、业余劳动价值及精神价值的职业伤害赔偿办法,而考虑业余劳动价值,更加符合我国居民的生活状态。为保证职工生命价值的实现,顺利解决伤害赔偿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此职业伤害赔偿管理与落实计划。     

运用经济手段加强我国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我国环境问题的新特点加大了"单纯环境政策"的难度,同时高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使政府"力不能胜".因为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上会产生更大的利益激励和效率弹性,并将环境成本内化为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促使企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做出最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决策.因此,在环境政策的执行中加大经济手段的力度是大势所趋.